对于经济学家最为浅薄的批评莫过于他们只关心效率而不关心公平。事实上，经济学家已经提出了大量理论，试图对最近几十年不断加剧的收入与工资差距做出解释。是全球化惹的祸？还是脆弱的公司治理让高官们钻了空子，从公司获得了与投入不相称的高工资？亦或是技术进步提高了高技能劳动者的工资？
    最近，学者们的目光发生了转移。他们开始专注社会金字塔顶端（最富有的1%）人群收入的快速增长情况，以期撬动整个问题的研究。
    去年在芝加哥市召开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上，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斯蒂文•卡普兰教授（Steven Kaplan）和斯坦福大学的乔舒亚.劳(Joshua Rauh)提交了一篇题为《家族、教育与美国富豪的财富源泉》（Family, Education, and Sources of Wealth Among the Richest Americans, 1982-2012）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们将目光聚焦于福布斯富豪榜上最富有的400人。最后的研究显示，福布斯400名单上出生豪门的富豪人数，跟十年前相比下降了。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篇文章最终于今年一月份发表在全球经济学界最重要的刊物《美国经济评论》上。
    在2011年美国福布斯富豪榜上，富有家族的代表占到32%，这一数据在1982年高达60%。在400人中，那些并非出生豪门但家庭背景还不错（相当于中上阶层）的数量也以同样的速度上升了。在整个一段时间内，出生贫寒或者有少许财富的人在这个单子上的比例一直保持在20%左右。
    福布斯400富豪榜名单上的大多数人并没有继承家业，而是自己创造了财富。卡普兰和乔舒亚.劳发现，2011年的数据显示，69％的人都是开启自己的商业，而在1982年仅有40%。换句话说，福布斯400富豪榜上的人中，只有少数人有着富裕的家族背景，并最终接管了家族企业，如兄弟大卫和查尔斯•科赫（科赫工业）和沃尔顿的兄弟姐妹（沃尔玛）。更多的人，如比尔•盖茨（微软），沃伦•巴菲特（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菲利普•奈特（耐克）和斯蒂芬•施瓦茨曼（黑石集团），这些人都出生于中上阶层家庭，但最终成功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卡普兰和乔舒亚.劳发还考察了“福布斯”400富豪所在的行业。他们发现从1982到2011，福布斯400人中从事零售、餐饮、计算机技术、民间融资（包括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的富豪）的人数在上升，相比之下，从事房地产和能源的则下降了。行业能否崛起，科学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便在计算机行业以外的公司中，技术也是至关重要的：福布斯400人中，25.5％的公司都跟技术相关，而1982年只有7.3%。
    卡普兰和乔舒亚.劳说，福布斯400人中，大多数都是通过思想和理念变得富有，因为新技术允许他们的企业变得更大。亚马逊的杰夫•贝索斯将其成功归功于信息技术的进步和其所提供的规模经济，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网上经纪公司嘉信理财（Charles Schwab）和拥有过亿用户的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Facebook。在线社交网络之前，微软是掌握运用权力的“网络效应”，看上去几乎没有留给他们任何市场，但是奇迹最终还是发生了。
    任何行业中的聪明人都会用新的技术使他们的商业更有效率，并且最终致富。但是推动他们进入这一名单的是他们在行业中应用了自己的智慧和可以获得规模回报的新技术，或许正是此加剧了不平等。然而这至少说明了只要自己努力，而不是继承家族财产，就会有机会。
　　　
    注:参考文章:
    Steven N. Kaplan, Joshua D. Rauh, Family, Education, and Sources of Wealth Among the Richest Americans, 1982-2012,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anuar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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