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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往复中的中国经济之问
作者：郭建龙 发布日期：2013-09-11 点击数：3231 次
——评吴晓波新书《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中国经济和历史的下一步是回到千年的往复之中，还是走出循环进入另一番天地？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会进行下去吗？中国的产权问题边界在哪里？中国金融改革底线何在？
当人们身处纷纭繁复的社会之中时，总希望自己有一双能够透视的眼睛，透过那重重的不确定性，找到一个确定的结局。然而，大部分人却只能做到雾里看花，最终迷失在多彩的现象之中。
历史的规律是在一次次教训中姗姗来迟，在争执中为少数人所洞悉，还需要对抗制度强加的宣传和灌输。只有保持冷静的独立性，才有可能看出历史发展的端倪。
吴晓波的新书《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就是一部试图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寻找历史规律，从而解答现代疑问的著作。与大部分浅尝辄止的图书作者不同，吴通过他的系列著作先是描述了中国千年商业经济史，重现了中国的商业格局，而现在，他试图通过新的著作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构建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的框架。《历代》不见得是吴氏体系的封顶之作，却是他从事实窥探到理论思考转变的重要一环，从思想角度说，这本书在深度上要超过他的代表作《激荡三十年》。
中国经济的寻根之旅
从2001年的《大败局 一》开始，吴晓波开始致力于中国商业史的研究，最初是研究公司的个案，之后写出了震动财经出版界的《激荡三十年》。
《激荡》一书从改革开放之初开始，梳理了中国经济和中国商业波澜壮阔的发展历史，是中国作家第一次系统性地梳理现代中国商业的历史。
然而，不管是写《大败局 一》的吴晓波，还是写《激荡》的吴晓波，都带着激扬文字的影子。他写的现代商业史上的参与者，都是一个个带着人性的英雄，恰逢时代的高峰时期，抓住机会走向了历史的前台。他笔下的败将们也不是懦夫，虽然在商场上暂时失势，却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供后人吸取，另外，即便是失败者，他们也大都还活在世上，又有谁能保证他们在未来不会重新崛起呢？
这两本书标明作者找到了终生研究的方向，并利用自己的敏锐观察，切入了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前沿领域。
然而，到了《大败局 二》和《激荡》的续篇《跌荡一百年》的时候，作者的思想却突然一转，除了中国经验之外，也开始更深入地研究起中国问题来。
如果说《大败局 一》之中的例子大都是正常的商业失误，那么到了《二》之中，几乎所有的失败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受累于不完全改革的商业制度和商业环境，在突围中功败垂成。如果上天肯赐予中国一个更加完好的市场经济秩序，这些人不仅不会失败，还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洛克菲勒、乔布斯。。。
从这时开始，作者开始了他第二阶段的思考。如果说第一阶段是以描述中国经济是怎么走到今天的为主，那么第二阶段则是思考中国经济走到了今天，还有什么问题，以及未完成的改革？
另外，也正是在这时，作者开始将自己的观察视角前移，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经济现象的根。他首先聚焦在晚清、民国时期，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试图从海通之后的冲击波中去寻找中国商业扩张和收缩的影子。
此刻的作者已经不再是当初乐观和激扬的乐手，而更像一个充满了困惑的观察者，时而为历史的惯性扼腕叹息，时而为经济发展的回转往复感到困惑。
中国经济的问题不仅仅是一朝一代或者一种思想的问题，而是千百年积累下来的惯性，那所谓外来的思想，也只是在迎合了内部的惰性时才会被接受。
于是，就有了作者思想的第三阶段，这个阶段的代表作是《浩荡两千年》，以及最新的作品《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在前一本书中，作者进入了历史的故纸堆，开始寻找中国商人的影子，以及中国历代财政和金融的变革。如果说，《激荡》描写的主要是中国商业阶层，到了《跌荡》则除了描写商业阶层之外，还加入了对政策的讨论，到了《浩荡》时，对历代政府财政、金融政策的叙述已经成了作者的第二主线，也突出了中国商业阶层对政治的依赖性。
写完《浩荡》之后，作者似乎还觉得不过瘾，重新把目标对准了政治经济史，从更大的视角去观察中国经济，于是就有了这本《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可以说，《历代》是作者前期所有作品的发端，也是总结，它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经济的发展有没有普遍性的问题，或者两千多年的中国经济是否可以找到几条主线？
从这个角度，《历代》是作者思想的一个提炼和升华，也反映了作者从描述现象向总结规律和提炼思想的转变。
然而，在这十几年的写作过程中，作者的笔端越来越老练的同时，思想上却从当年的激扬文字变得越来越黯淡。如果说，《激荡》是红色的，那么以后的书则逐渐加入了暗色，《跌荡》已经变成了较为中性的紫色，《浩荡》则变成了土褐色，至于《历代》，则已经不再有颜色的概念，如同一个智者望着纷纭反复的世事，仿佛已经看穿了未来的走向，却又无可奈何，希望事情不会按照自己的预期走下去。
那么，在《历代》中，这位十几年如一日持续观察的作者又发现了什么，才导致了这样的转变呢？
千年垄断的往复和演化
当人们谈起中国集权政治制度的千年往复时，时常谈到支撑这种集权制度的几大支柱，这包括：中央集权官僚制，特别是完善的郡县制度对官员的约束；尊崇儒家的思想控制术；打通各个阶层的取士制度，特别是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关于这三点，从明代李卓吾以来就已经展开了讨论，到了五四之后对其提出批评者更是多如牛毛。
然而，历史学家往往不懂经济，他们没有看到，除了这三根台柱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支柱隐藏在种种现象的背后。
如果要让制度延续，必须养活维持制度的官僚阶层，如果要养活官僚阶层，必须有足够的财政收入。由于征收直接税的成本太高，中国的各个王朝往往会采取其他的办法来获得收入，这就是垄断金融和垄断一部分最易得钱的资源，作者称之为国有专营制度。
正是靠这种经济金融垄断的支撑，中国的集权王朝才得以维持下去。比如在宋代，盐业垄断最高曾经带给了中央政府将近一半的财政收入，如果离开了这部分财政资源，就无法养得起庞大的军队系统，甚至中央政府都无法正常运转。
而在更早的汉代，汉武帝为了筹措打仗的经费，在耗空了文景时期留下的大量钱财之后，开始了他的国有垄断试验，在这个试验中，几乎包含了后世政府一切的方法，既有垄断金融的币制改革，也有垄断盐铁的国有企业，同时，汉武帝的国营机构还切入了流通领域，低价收购农产品，高价售出。1949年之后的城乡剪刀差就是拜流通领域的垄断所赐，其根源则已经追溯到了两千多年以前。
宋代之后，金融的垄断更加表现在对于纸币的引入。交子，这项起于民间的伟大发明在被政府垄断后，逐渐成为了吸金的工具。政府发现，只要多印些钞票，就可以解决暂时的财政危机，这种做法的危害是会造成民间急剧的通货膨胀，并最终摧毁政府的信用。有宋一代的通货膨胀，元朝的短命，莫不和这种充满了魔力的小纸片有关。
甚至我们可以说，在现代社会中所反映出的一切经济现象，我们都能够通过历史找到古典的版本。
作者在各种古典版本中，尤其注意人的因素。于是，在书中，它特别强调了那些财政专家们对历史的影响。管仲带来了管制宏观的“凯恩斯主义”试验，他所带来的成功和副作用与世界在二十世纪的实验是一致的。商鞅则带来了计划经济和农业社会这两重遗产，并在短时期内使得秦国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但这种力量却最终摧毁了社会本身。
王莽则是一个掉书袋的理想主义者，它所推行的改革很像后世的社会主义。
王安石的变法凸现了在集权制社会中进行改革的困境：他的改革措施从逻辑上讲是行得通的，但是一落实到执行层面上就必然变味。不由让人们想起了哈耶克著名的论断：致命的自负。人们出于自信构建的符合逻辑的新制度，在执行时必然受到人力、社会习俗的制约而归于失败。
然而，更令人感到扼腕的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从此人们不再尝试经济上的改革，而是以稳定作为出发点考虑问题，于是，就有了明清时期的僵化和保守，中华帝国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也最终让给了西方文明。
走出循环还是回到惯性？
对于中国经济在近代的发展，作者也充满了惋惜之叹。
他将民国短短的三十几年分成了两个时段。第一个时段是北洋政府时期，由于满清的僵滞，打碎满清枷锁的民间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一切显得生机勃勃，充满了希望。但可惜的是，这样的生机勃勃只维持了十几年，就让位给了1927年建立的民国南京政府。
这一次，政府垄断和政府管制再次代替了自由经济，各种官商和政府勾结起来，重新形成了对民间经济的抽血。
民国时期的悲剧还在于，一次本来可以走出千年循环的机会浪费掉了。对于中国的历朝来说，每一个朝代建立后，都只有一个改革的窗口期，一旦时机错过，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僵化的组织惯性都会形成巨大的阻力，使得任何实质性的改革归于流产。到了民国末期，蒋介石的公子蒋经国曾经试图整治官场，挽救社会经济，但他的做法无异于螳臂当车，除了留下一抹滑稽之外，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成果。
短暂的民国在留下了一次百家争鸣的自由色彩后，让位于下一次循环。
然而，新的循环首先从一次发挥到极致的集权和国有化开始，它的目的是消灭一切私营经济和自由市场，代之以计划式蜂巢经济。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管仲、商鞅、桑弘羊、王莽、王安石等人的多重影子，不管是他们的国有化措施，还是社会主义的尝试，都在新时代得到了回归，历史在重复着血色的老路，却无法得到一个新的结果。
改革开放的到来为我们提供了又一次时间窗口。在邓小平等人的努力下，蜂巢式经济被一种较为自由的半市场经济所取代。但这次窗口到底是成为走向自由经济的信号，还是重新回归传统的回光返照？
在作者写《激荡三十年》之时，它或许更希望中国经济最终走向自由。但回到这本书时，他的观点却显得更加冷静。历史上那一次次的回归让他开始担心这次也会重蹈覆辙，他甚至将21世纪之后称为又一次的国进民退。在他看来，中国的改革止于统一的文化，任何可能挑战这一底线的做法都会成为异端。而在更多的人看来，为了保持这一底线，政府对于土地、资源和金融的掌控力不能丢失，若果真如此，那么现在的自由只不过是为将来的国进做一次铺垫。
当然，虽然改革的时间窗口正在缩小，但只要仍然有一分的希望，人们就不能以惯性作为悲观的借口，作者也指出，随着互联网、NGO、企业家和自由知识分子的崛起，也许我们不需要等待下一次循环，就可以找到走出往复的道路。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吴晓波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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