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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报道
许善达:中国税改的方向与企业的应对
作者:  发布日期:2012-11-12  点击数:2615 次

 

   
    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会长 许善达
   
    许善达: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介绍一下当前税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希望介绍的这些信息,对咱们的企业家在税制改革的过程中,能够享受到税制改革给企业带来的利,也符合国家的改革的方针。现在在税制改革里最大的一项,就是营业税改增值税。这件事情从今年一月份在上海试点,试点到了下半年,有一些省,包括直辖市,就向国务院提出来也要进行试点。国务院已经做出了决定,在今年年底以前,最晚是12月份,全国有12个省,还有直辖市,还有单列市,一共12个,就要启动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这项改革可以说是我们现行税制改革最大的一项,也是影响面最大的一项,可以影响到每一个企业。不管你是改革范围的交营业税的企业要改成增值税,还是说本来就是增值税的企业,本来也不交营业税,不也受到改革的影响,影响到的企业面是最大的,影响到政府的收入也是最大的。中央的收入,省的收入,市的收入,县的收入,都有影响,全国没有一个地方的收入不受到营业税改增值税的影响。所以从改革影响的范围来看,没有一项改革改革能有营业税改革的影响面这么大。
    我想借今天这个机会,跟大家首先介绍一下,大家对为什么要进行改革,这项改革会对中国产生哪些影响,先简单做一个介绍。在座的企业家都知道,我们的现行的税制,还有分税制,这两个制度都是1994年,我们当时实行税制改革和分税制改革所确定的。这项改革现在已经18年了,应该说总体上讲还是相当成功的。但是我当时在1993年,我们给国务院汇报改革方案,当时朱镕基同志主持,我们那个时候报的税制改革的方案,跟1994年执行的税制改革的方案有很大的差距。我们汇报设计方案,在好几个方面是比较规范的,但是1994年的时候,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当时报的比较规范的税制改革的方案,就没有完全通过。因此,在1994年1月1号出台的税制和我们设计的那个比较规范的税制就有许多重大的差异。
    我想讲这么几个主要的方面,比如说增值税,增值税我们当时设计的就是要消费型增值税,所谓消费型增值税是什么概念?就是你这个企业,购进的抵扣里面有三类可以抵扣,一类是够进的原材料,燃料、动力,零配件,这些都是可以的。还有一类就是除了扣这些以外,还可以扣折旧,就是折旧里面含的税,因为你有固定资产,每年要出折旧。那么折旧里面是有税款的,这个税也是可以扣,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只要是购进,不管是原材料,动力,燃料,只要是购进了,盖房子算固定资产,房子的税也可以扣,我买的机器设备,里面有税,也可以扣。所以这三种扣的范围不同,就构成了增值税的三个类型。我们当时设计的时候,是比照的欧洲,因为欧洲是增值税的发源地,经过了很多年,应该说比较成熟了,我们是按照欧洲的增值税制设计的方案,只要是购进,里面含的税都可以扣。但是1993年研究的时候,两个问题影响,当时就没有采取这种方案。这个方案比较好,但是没有采取,最后采取什么方案呢?就是说已购买的固定资产里面的税不能扣,折旧税也不能扣,只能扣购买的原材料、燃料、动力、零配件,这里的税可以扣,其他的税都不能扣,只要是跟资本有关的都不能扣了。
    为什么?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1993年,在座的可能都知道,当时是通货膨胀,国家要抑制投资,所以当时讨论,如果这个税,购进的固定资产的税还能扣,就相当于这个税制是鼓励投资的,跟国家的宏观调控的方针就不一致了。因此,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当时我们测算,我们增值税的基本税率是17%,如果要是允许购机器设备的税,还不要说基建,盖房,光是机器设备的税款如果允许扣的话,税率的设计就要从17%提高到23%。那个时候给我们定的原则就是保持原税负,以前产品税收多少税,现在改增值税,还要去收回来,税收总量不变,可以肯定扣的多了,税率就要提高,扣的范围小了,税率可以降低。所以当时如果按现在实行的,只扣原材料,燃料,动力,那么税率17%。如果要是扣机器设备,就是23%。这还不算盖厂房,那个时候觉得23%的增值税率太高了,因为欧洲的国家,低的有7%,平均的,一般的都是17%,18%,高的有23%,24%,倒是有高的,但是高的是哪儿呢?是北欧的福利国家。我们国家也不是个福利国家,当时觉得23的税率太高了。所以,从宏观调控角度讲,你投资不能鼓励,得限制。从税制设计来讲,如果扣的话,要收同样的税,税率就要提高,提高到23%,就太高了。
    所以在这么几个因素下,就决定了我们选择要生产型增值税。也就是说只能扣原材料,燃料,动力,其他的都不能扣。这样的税制,可以想象得很清楚,对于资本密集型,对于高科技企业,肯定是不利的。因为企业要进行技术改造,要提高技术含量,肯定要多投资,多搞设备。那么这个税制相当于谁投资大,谁征税征得多,因为1993年抑制投资,所以定了这么一个税制。
    第二个问题,我们当时设计,外商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两个税法要合并,合并后的税法要和市场经济,和发达国家企业所得税的税法要基本上并轨,对于税率的设计,对于扣除的设计等等,要基本并轨,当初提出了这么一个建议,我们的方案是这么设计的。但是那个时候有不同意见,因为当时有人主张,对外商的税不能跟内资企业的税一样,因为我们要吸引外资,要吸引外资,就必须得外商优惠。如果两个法合并了,给外商没有优惠,跟内资企业一样了,那这个就影响了我们引进外资。所以当时主张,一定要设计两套税制,外资的税,所得税,税负要低,内资企业所得税税负就要提高,高到什么程度?低到什么程度?高低的差额要对外商投资有吸引力。也就是说差1%,2%,那不行,要差一个幅度,外商一看这个优惠很好,就来投资,要达到有吸引力的程度。所以1994年的时候,我们把内资企业当时分得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有企业,当时有这么几个企业所得税,合在一起了。外资企业当时有三个企业所得税,也合在一起了,内外都合并了。但是内和外不能合并,所以当时就形成了国内的企业一个所得税,国外的企业所得税,而且根据刚才我讲的,对于国外的企业所得税,税负要低,制度的规范性要和市场经济国家差不多,对内资企业,税负就要提高。所以1994年在企业所得税就形成了这么一个税制格局,比我们当时设计的又是倒退了一步。
    第三,就是跟今天有密切联系的,保留营业税,我们当时设计的时候,增值税要覆盖到商品和劳务,就是商品制造业和服务业,都属于增值税。那个时候不是因为税制的原因,是因为分税制的原因。我们整个税收里头,中央确定说消费税百分之百归中央,可是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加上其他的小税种,加在一起大概占整个收入的15%到20%的水平。也就是说要占到整个税制的80%以上。中共想的是增值税多拿比例,75%,给地方25%,这样的话以后每年的增量中央拿得多,地方拿得少,这是分税制的一个原则。如果说80%左右的税,制造业和服务业都改成增值税,那地方就没有什么税了,还有10%。因为改革以前地方的收入占到了总收入的70%,中央收入只占20%多,增值税改了以后,中央多拿,而且定的目标是中央要达到60%,这样地方收入40%,支出60%,那么中央多的收入20%转移支付给地方,当时在分税制上是这么一个格局。可是如果把服务业和制造业都变成增值税的话,中央拿的就不止60%,可能达到70%,甚至是更多,这个跟地方政府谈分税制就不容易谈,所以要给地方都留一点地方的固定收入。而且那个时候在座的可能都有体会,那个时候企业利润不增长,都亏损,所得税收不了多少钱,主要靠流转税,所以给地方留税,得留一个“发面”的税,就是收入能增长的,不能给“死面”的,经济增长了,收入不增长的还不行。所以就做了一个规定,是非常不理想的状态,把对服务业所征的税保留了营业税,增值税只对制造业覆盖,服务业保留营业税。
    这个制度执行了那么多年下来,问题就越来越多了。我们实际上从1994年改革以后,我们希望改革以后逐步的把刚才说的三个倒退给解决了,增值税的类型解决掉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解决掉,把营业税改成增值税也解决掉。但是1994年到2001年,差不多有7年的时间,我们的税制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改进。为什么呢?没有时间来改进,增值税出台以后,引起全国虚开发票的事情,搞得非常厉害。税务局过去手工管理,管不了发票,发票变成了有价证券,开出去就可以去抵扣税款,按照我们的规定,如果是百万元买的发票,一张发票最大的抵扣税额可以是170万,10万元买的发票可以抵扣17万,所以市场上很多人觉得干什么也没有开假发票赚钱,就是这个格局了,全国的案子多得不得了。那几个大案子,包括赖昌星他们走私,货物不经过海关,在国内卖,没有发票卖给谁?必须得有发票,但是他们没有发票,没有经过海关,就找假发票,类似这样的,全国到处都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当时我们税务局最大的压力,是能不能管住发票。
    现在回过头来讲历史,当时中央领导同志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如果我们中国的税务局管不了发票,这个发票就是虚开发票,假发票,满天飞的话,那就说明增值税的制度虽然好,但是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我们就要把增值税给退回去。这个话现在说起来很轻松,但是你想想,如果增值税要是退回去了,废了,分税制就废了,分的是什么?就是增值税,增值税退了,分税制就退了。如果1994年都退了,那1994年的改革基本上全都失败了,那个失败对中国政治、经济,影响是难以想象的。
    那段时间我在税务局工作压力真的是大得不得了,1994年税制改革,其实很多人没有注意到,不是一个简单的税收制度的调整,最本质的因素是什么?是把从上个世纪80年代实行的承包制给推翻了,这是最根本的1994年改革的意义所在。承包制,在座的有些老的企业都经历过承包制,承包制实行,是把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引到城市来,结果企业一包税,这是最简单的,先包税,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包贷款,包利率,包汇率等等等等,承包制和市场经济完全是不兼容的。因为企业之间竞争,不是竞争企业管得好不好,是竞争哪个企业能够有能力跟政府谈承包合同,谈到一个比较有利的合同。最后的结果,经营好的企业,由于合同对企业不利,可能这个企业就混不下去。经营不好的企业,由于承包合同很有利,说不定日子过得很舒服。而且承包制实行以后,两个大的政府管理手段,一个是财政手段,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从百分之二十几降到12%。然后就是货币超发,1988年通货膨胀价格闯关,除了刚才说的以外,最根本的闯关的深刻原因就是承包制。承包制必然导致通货膨胀,所以1993年设计税制改革,用税制改革的方式把承包制给否定了。承包制要是不否定,我们政府的收入就会继续的下降,中央政府的收入也会继续下降。当时税收占GDP是18%,中央收入是百分之二十几多,日子混不下去。如果中央政府的软弱不能解决,前苏联解体,很重要的一点之一,今天没有时间详细讲历史过程,就是当时的苏联政府没有钱,他们完全依赖于几个联合体给苏联政府交钱,压垮前苏联政府最后一根稻草,就是叶利钦宣布我们不再给苏联财政部交钱了。所以在当时的形势下,中央政府下决心搞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有非常重要的政治背景在后面。因此,这个税制,虽然不规范,只要能够出台,能够站得住,就是我们的胜利。
    所以我们从1994年这么多问题,包括虚开发票,假发票满天飞,我们花了差不多七年的时间,通过金税工程,到2001年我们把假发票算是给控制住了,虚开发票给控制住了。当时的国务院领导同志,朱镕基同志,李岚清同志都在税务局视察,检验这个系统到底怎么样,最后评估说可以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才研究原来1994年税制改革遗留问题怎么能够解决掉。所以2001年我们的金税工程投入运行,2003年提出来两条,第一,增值税转型,要从生产型转成消费型,2003年从东北的八个行业开始试点,又是东部26个城市,又是西部,到2009年1月1号,全国推行购买的机器设备税款里面的税可以抵扣,花了6年时间。同时2003年提出来把内资企业所得税和外资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这个工作花了5年时间。到2007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新的企业所得税法,2008年开始实施,2009年开始按照新的税法交税。
    所以在2008年,2009年,正好赶上金融危机,而这两个措施都是减税的。增值税转型,我们虽然花了那么多时间,但是得到了一个好处,我刚才讲过了,如果1994年采取消费型,税率要扣23%,但是由于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努力,增值税的管理加强了,征收率提高了,偷税、骗税少了,所以到2009年,2003年开始实行到2009年全国推行,虽然增加了机器设备税款抵扣,但是我们税率没有提高。也就是说这个改革是减税的措施,税率没有提高的情况下,增加了扣除的内容,是一个减税的措施。也就是说按照1993年应该征23%的税率,我们2003年试点的时候,维持了17%。也就是说我们减少了税收的流失,用减少流失的税收增量来解决增加扣除而不提高税率的问题,这是我们做的一件事。
    刚才说了两法合并,也是一个减税的措施,特别是对内资企业。因为两法合并以后,第一,税法的设计是按照市场经济比较规范的所得税法来设计的,税率降下来25%,实际上减税的幅度比那个还要大,这个效果很明显。所以看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说中国率先走出金融危机,当时有这么一个说法。原因很多,但是正好这两个减税措施都发生在2009年,都实现在2009年。如果注意的话,2009年上市公司的报表,如果没有这两个措施的话,很多公司的报表利润额还要下降。由于这两个措施的推行,使得那年很多企业的税负减轻,利润额增加,相对起来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就增强了。所以到2009年的时候,这两项当时1993年、1994年的遗留问题都解决了,然后开始研究营业税改增值税的问题。营业税改增值税这个问题提出来是在那两个事完成之后,但是这个改革难度比那个还要大。
    为什么要改?大家如果简单的说,“十一五”规划没有完成的内容,当时我们很多指标都是超额完成,没有完成的有两个,一个是节能减排没有完成,第二个没有完成的就是服务业发展和就业人数。我们中国GDP增长速度那么快,全球都名列前茅,经济是全球第二位,但是我们服务业的发展速度低于“十一五”的规划,服务业的就业人数低于“十一五”规划。所以到2009年,我们把前两个改革做了以后,就积极推动营业税改增值税。这件事情难度很大,虽然提了那么长时间,2009年到2011年,两三年之间一直很难付诸实施。有一个因素,这个要减地方的税。营业税是地方税,地方政府愿不愿意承担减税这个事,如果说我减税,就要给我补贴,中央财政能拿出钱来补贴吗?如果中央在政不给补贴,地方愿不愿意减呢?所以先不说税制好不好,没有人说营业税不应该改增值税,说营业税是好税种,没有这样说的,就是管财政的人,也说营业税不好,要改。但是改了就减收,减收的资源谁出?很多在讨论中,这就是一个重要的不能决策的因素。最后是怎么突破的呢?上海俞正声书记在上海,当时就确定了上海发展的战略,是要大搞服务业。认为上海再搞像宝钢、上汽这样的大型的制造业的企业推动上海经济的发展,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不是不搞,再完全指望这样的大型制造业来推动上海经济的发展,已经不行了。上海经济发展的方向是要大力发展服务业,这个方向所有人都同意。上海作为大城市,像纽约,伦敦,东京,不是靠制造业,主要是靠服务业,这个方针没有问题。上海市政府成立了一个班子,研究上海发展服务业需要什么样的方案,设计一下。他们请我也参加了这个班子,当时2009年就开始讨论路线图,其中他们就总结说,有一部分的决策上海可以决定,在上海市权限范围之内,但是有一部分靠上海市政府不能做,必须得到国务院的支持。那么在所有制度环境的分析里面,他们认为需要国务院支持的最大的一项,就是要把营业税改了。所以你们听过俞书记在上海的讲话,他说我在上海这几年做的事情,两件大事,第一个事是世博会,申办世博会不是我,但是举办世博会是我。因为申办世博会还是陈良宇以前主持上海工作的时候申办成功的。但是举办世博会是俞正声支持,他把这个列为上海主政的一个重要的成果。他认为第二个成果就是营业税改增值税,把这个问题看得非常重。而且他的决定,就把当时讨论这个改革的困难,上海市政府都承担了。比如说减收,上海市说不要中央一分钱,营业税改增值税以后,这部分增值税收入都给我,减少的部分不跟中央要补贴。减多少,当时测算,上海营业税一年一千亿,进入改革范围一共10个小行业,当时选了10个小行业,交通运输业4个,公路运输,水陆运输,航空运输,管道运输。部分现代服务业,有6个,研究开发、信息技术服务、物流、文化创意、不动产租赁、验证咨询。6个小行业的营业税有多少呢?300亿,占整个上海营业税的30%。当时测算减多少税,要减100亿,这100亿上海不要了,也不跟中央要补贴,上海承担。这个决定使得财政部,税务总局,对上海要推行试点,就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了。因为减收上海给承担了,至于市还是镇承担,不用管自己承担,他们不跟中央要补贴。由于这个,所以国务院才批准了上海市单独搞这个营业税改增值税,从1月1号开始。因为这部分进入改革的企业,减少收入,由上海市政府承担了,但是他原来对外的营业税发票不能抵扣,现在对外开增值税发票是可以抵扣的,这个抵扣还要减税,这个抵扣是抵扣原来是增值税的企业,就是原来增值税的企业购买的那些企业服务,过去他给你提供服务,现在开的给抵扣,因此这些企业的税负也减轻了。减轻了多少呢?根据上海的测算,1到8月份,记不太清了,一共减了179多亿,就是改革领域的企业减了一半,改革以外拿到的抵扣发票减了一半。全国算起来估计是200亿,100亿是改革的企业减少了,另外100亿是开出去发票以后增加抵扣减少的。这个数字对我们研究营业税改增值税的参考作用非常大。如果全国都实行是什么结果?全国营业税是1.7万到1.8万,如果30%进入改革,30%就是5000亿到5500亿。如果上海市300亿减了200亿的话,那5000到5500亿要减多少税呢?三分之二,3500亿左右。也就是说这项改革措施的减税规模,全国算有3500亿左右。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个数字,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改革的减税幅度有这么大。
    这个改革从制度上讲,解决了三大问题,一个是弊端,第一是营业税重复征税,这个解决了,增值税不重复征税了。第二个,税负重,我们营业税的税负高于制造业的税负,全国制造业平均税负是3%,有高有低,平均是3%。营业税最低的税率是3%,高的还有5%。所以这次减税,减的幅度是非常大的,解决了重复征税,降低了企业税负,还有一项最重要的,出口这几个服务可以退税。我们中国为什么是制造业大国,为什么不是服务业大国,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出口。你想想一下,我们的服务业出口是征税,没有退税政策,没有免费政策。这个政策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可以思考一下,假如我们今天宣布制造业出口不退税,你说我们制造业今天是什么状况?而我们的营业税恰恰就是出口不退税,所以我们服务业就拿不到在世界市场这么一个资源,这个市场打不开。你用一个含着比较重的税去世界市场跟其他国家的服务业竞争,是竞争不过的。这次上海搞这个,解决这三个问题,第一是重复征税没有了,第二税收负担减轻了,第三是出口退税。现在是什么局面?上海经过了8、9个月,减税的幅度,减了170多亿,同时出现了好几个,第一,进入改革的上海企业一共是12万多户,这几个月新投资到这个改革领域的有21000户,差不多有六分之一的新办企业就在这个改革的领域。也就是说真的是吸引了投资,吸引了几个改革领域的发展。还不止这些,第二个效应是业务量增加了,很多周边地区比如苏州,杭州,这些地区进入改革领域的服务业的业务向上海转移。苏州有一个分析,现在苏州在上海边上,上海就像是一个洼地一样,水都往上海流,苏州造成了两个负面影响,第一个负面影响是业务跑了,甚至苏州企业自身,所购买的服务,比如说广告公司,本来是苏州企业,要做广告,我去找苏州广告公司做这个广告,现在不找苏州公司做了,因为苏州公司给我开的发票是营业税,不能抵扣,我同样的业务,我找上海广告公司做,给我开增值税发票,我可以抵扣。所以这十个行业的业务,有相当一部分都转移到上海去了。新投资项目21000个,改革试点行业在苏州处在一个要萎缩的状态。那么改革要减税,苏州不改革,但是税收也少了,第一是业务少了,税收当然少了,虽然营业税没有减税,但是业务量少了。还有一条,苏州的企业都去买上海的服务,抵扣的税款要抵扣苏州的税款,因此苏州是一枪两个眼,业务少了,抵扣税款多了,所以苏州市几次给江苏省政府打报告。这个不能再这么弄了,时间长了,苏州就过不去了。所以上海试点了7、8个月以后,洼地效应就表现得非常突出。
    由于这一点,造成很多地方政府从上海市看明白了,江苏、安徽、浙江、宁波,这些地方着急了,如果再不改革,眼看着上海的洼地,把业务都给挖跑了,这些地方就受损了,所以很着急,江苏市政府非常着急,几次找财政部找税务局要尽快的改革,是被逼的,不改革就混不下去了。另外还有一个启示,像北京,广东,深圳,他们受的影响不大,没有人说北京跑到上海去,但是北京也看到这个洼地效应了,我要是先干了,我也能有收益。因此一种是希望自己有洼地效应,还有一种是受损的,要赶快的把我这个也做同样的洼地,不然的话就吃亏了。所以到了下半年,几个月以后,地方就看明白了,营业税改增值税的影响,最后国务院就下决心加快速度。所以今年下半年,国务院关于营改增的问题,几次做决定,都向加快速度的方向在发展。原来我都没有估计到这11个地方全部都改,国务院决定了分几次共同进入。这个进入是什么概念?三分之一的行政区化,但是进入改革范围的这10个行业的税收,营业税,占全国这个行业营业税的60%,将近三分之二。所以地区是三分之一,税收是三分之二,这三分之二,全国还有20几个地方,但是税收只占三分之一了。所以,克强同志在上海讲了“十二五”期间要成改革。就是明年、后年,两年之内全国要把这10个行业营业税改增值税全部推出去。今年推了这么多,我估计那24个地方明年就差不多了,最晚可能还留几个,后年。因为2014年是最后一年,2015年“十二五”就结束了。所以现在看10个行业的营业税改增值税,已经改了三分之一的地方,还有三分之二的地方,最晚后年就全国推出了。所以在现有30%的营业税的范围之内,到2014年全部都会推行。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信息,10月份国务院开会,研究全国的经济形势,其中关于营业税改增值税,又提出了加快推进现代的改革方案,在地区上扩大,同时又提出来三个行业,要研究这三个行业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方案,三个行业也要营业税改增值税。第一个是铁路,只有铁路运输还没有改,当然铁路要改稍微麻烦一点,因为铁道部是政企合一的,但是已经把这个任务提出来了,铁路运输要营业税改增值税。这个改革就可能伴随着很多原来铁道部机关和铁道部下面的公司的调整。第二个是建筑安装,也就是说做房地产的营业税改增值税。第三个是通讯,电讯,像中国移动,中国电信。这是三个比较大的行业,现在国务院选择这个营业税改增值税,没有选择小行业,要抓住这个大行业,这三个行业就是下一步要改的三个大行业。按照国务院的要求,部门、企业,加上主管的财政部、税务局,都在准备这三个行业的改革方案的设定。什么时候能推出去?我想明年3月份换届以后,时间不会太长,就会推出这三个行业的试点的决定。快的7月份,最慢的是后年1月份,一定会推出三个试点,这是我的判断。为什么?为什么现在国务院对于营业税改增值税有这么大的决心,而且要采取这么强有力的措施,确确实实现在在税收领域,再找到一个类似这个改革的政策,能够有这么大的力度,能够给企业发展有这么大的支持,没有别的方案了,剩下的就是这个最难的一个,但是也是对我们经济发展作用最大的。整个改革速度会加快,原来我曾经在国务院提出这三个行业之前,我当时我的判断,如果是全国都推出去,10年完成我认为都是快的,我想两届政府任期,能够把营业税都改了前快了。但是我们现在看,根据国务院决定这三个行业都要加快试点,按照这个决心看,我看可能用不了十年了。也就是早了五年,晚了七、八年,就可能完成整个营业税改增值税。所以现在看,税制改革的任务就是营业税改增值税,坚定不移。通过营业税改增值税,对我们经济发展,第一是减税,能够减到几千亿的规模。我曾经在政协建议过,我说减税规模,几百亿的减税没有多大用,中国税收十几万亿,减三、四百亿干不了什么,带动不了经济,扭转不了趋势,最重要的是几千亿规模的。现在看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改革。
    所以所有的企业都要研究,在这个改革里面怎么来应对。这个改革涉及到的企业主要是四类,第一类不用说似,进入改革范围的企业是第一类,如果你是这10个行业的企业,当然要进入改革,这个不用说了。第二类就是购买这些进入改革企业服务的制造业,你虽然是制造业,但是你要大宗购买他们服务的,也要关注这个改革。因为改革以后,企业的定价机制改变了。我解释一下,如果一个广告公司,过去做广告100万,你给他100万,你给他做了,他自己交5万的营业税,他自己得了95万,这个业务就做完了,交易就完成了。现在他给你定的广告营业税是10%,他给你开的价钱,税放在外面,如果他还是定价100万,另加10%的增值税,对于你来说,你就要付出110万的成本。但是你可以抵扣10万的税款,所以对你来说没有什么损失。但是对方收到110万,交了10万的税,净得的是100万,比原来多了。反过来,如果价税合计是100万,那么价款是90万,税款是10万,这样你合适。你得了好处,他吃亏了,他拿到了100万,交9万的税,自己净得91万。你得的好处是91万,他损失了4万,两边的利益不是联合。不是你占便宜他吃亏,而是说得好处的和吃亏的放在一起,总量得好处。刚才我说的九万和四万损失的比,就是因为政策有减税。总减了三千多亿的规模,你作为改革的企业也好,还是作为跟改革企业相关的企业也好,你能不能吃到改革减税的蛋糕?如果不把这个定价体制调整研究透了,你跟对方在签定新合同的时候,可能就吃不到,或者是少吃到减税的蛋糕。如果你也能够把握这个定价机制的改变,你就能吃到甚至是多吃到一点减税蛋糕。政府已经几千亿不要了,但是这几千亿落到哪个企业的头上,就要看企业对这个制度的把握程度和你谈判的能力。这两类企业都是要深入关注,不只是进入改革范围的10个行业的企业,和这10个行业的企业有大宗购买服务的企业,也需要认真研究营业税改增值税的制度,这样才能在交易中吃到政府减税蛋糕的一部分。这是第二类的企业受影响了。
    第三类企业受影响的就是企业集团。上海在八、九个月中已经有二十几个企业集团,根据营业税改增值税,对自己集团的资产架构进行重组。一个集团有子公司,有分公司,各个公司的情况是不同的,但是上海有二十几家企业集团进行资产重组。这次国务院开会,向李克强汇报的企业中,有一个叫上海华宜公司,他是化工公司,他本身是制造业企业,但根据营业税改增值税,对内部分支机构的架构进行重组,把一部分研发的机构,原来是作为企业集团内部的研发机构,本身不是独立的法人,本身也不和别人谈市场,谈交易,把他独立出来作为法人。这样的企业可以交增值税,开增值税发票,作为企业来说,税负是降低的,这样企业增加了活力。有一研发机构过去是每年几十万的研发收入,独立以后就今年的几个月,研发收入已经翻了好几倍。也就是说大型企业集团对于营改增必须有深入的研究和了解,才能根据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政策,对每个企业集团的架构进行重组,重组的结果就是你能吃到这个蛋糕。因为上海先试点的,已经搞了好几个月了,有二十几个集团已经完成了,还有几个正在进行。
    第四类受的就是现在的投资银行,PE,VC,风险投资等等,这些企业是给别人提供服务的。如果你要是不了解这个政策,你给别人设计的方案就不会是一个最好的方案。现在我知道的两个最大的投行,一个是中金公司,在座的可能打过交道,注册税务师协会,中金公司考察这几个税务所,准备和其中的两个签订合作协议,也就是说当中金公司给一个客户提供资产重组、IPO等等方案的时候,他请税务师事务所设定有关的营改增的事务,两大投行都在研究这个事情。现在由于上海已经试了快一年了,基本上把营业税改增值税制度的变动,对企业的影响,已经充分的展示出来了。
    所以这些企业怎么应对这个改革,怎么能把改革的蛋糕吃到嘴里,现在在上海是非常活跃的问题,很多企业都在研究这个事情。现在北京到什么程度?比如说北京有一个通讯的公司,虽然还没有进入改革,这10个行业没有通讯公司,但他已经请一个税务师事务所给他做方案,如果我这个行业进入改革了,我这个企业的税收负担或者其他经营方面会有什么问题。他甚至说财政部、税务局研究营改增政策的时候,研究我这个行业的时候,我应该提出几项建议,因为不同行业扣的范围不同,你拿出一个我这个企业会有什么变化的方案,如果政府找我调研,让我提建议,我应该提出什么建议,使我的企业享受到营改增的权益。现在除了已经进入改革的企业以外,即将进入改革的企业也启动了对营改增的研究。
    在座的都是企业家,我希望你们对你们的企业在营业税改增值税,刚才我讲到了历史背景和发展趋势,包括我所预见的时间表,有些未来的事儿国务院还没有最后决定,我有一个时间表,你要研究你这个企业对这样的改革,会在什么时候内与改革发生联系,你应该如何应对这个改革。这几年之内再也没有这么大的蛋糕,没有像税制改革的目标这么大,你怎么在新的环境里得到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对营改增的研究和了解是不是充分、到位。我希望在座的企业都能够把这个事儿做好,能够在国家已经确定的税制改革方针前提下,自己企业在新的制度环境中怎么更好的经营,更好的发展,能有新的进步。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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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届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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