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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君的太子为何难接班?
作者:  发布日期:2021-05-31  点击数:9521 次

 人生中最自豪的那一刻,通常给予我们自豪的人早就不记得了,但我们却会津津乐道一生……所以,不管为父,还是为师,千万不要吝啬给予孩子们毫无保留的认可与赞美!孩子们会一生铭记并感念的!这就是一种最光辉的不朽。

文:中外管理传媒社长、总编  杨光

来源:摘编自中外管理出品《10年扛与变:谁将笑到最后?》

秦始皇、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康熙帝,都是中国历史上一等一或开国或有为的英明皇帝。但是,他们在晚年都无法逃脱一个魔咒:太子难题。不是他们没有太子可立(这与清末迥异),而是他们几乎都体验过废黜太子、父子反目的人伦悲剧……

偏偏是明君

秦始皇发配了太子扶苏,汉武帝攻杀了太子刘据,隋文帝囚禁了太子杨勇,唐太宗废黜了太子承乾,康熙帝更是两次废黜了太子胤礽……而且这些事无一例外成为了这些旷世名君一生最伤痛、懊恼的事。尽管他们被废的表面原因各异(最多的是谋反与无德),但他们都有一些惊人的共性:这些被废的太子,都是名正言顺的皇长子(仅胤礽是皇次子);都是早年立储,东宫多年;当然被废后也都结局悲惨,无一善终。

为什么会重复出现这些父子相残、令人扼腕的人伦悲剧?为什么这些太子最终大多冤深似海、死不瞑目?为什么冤枉自己骨肉的偏是这些一生洞察秋毫、是非泾渭的明君?

这个悲剧命题尤其值得后世关注的,远不仅限于伦理层面与权力层面,更在于这些惨剧背后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共同现象:这些太子的废立,几乎都是其父英明一世之后,从健康到国势由盛而衰的重大转折点!——他们的功德成就都是在此事件之前完成的,如秦始皇的统一六国、汉武帝的大漠风暴、隋文帝的立制建章、唐太宗的贞观盛世、康熙帝的开疆扩土。而在此之后,他们都心力交瘁,一事无成,甚至急转直下,不久人世。

根不在小人

这里的原因当然很多,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都能找到一些共性的原因。

但如果像很多人那样一味地抨击皇权世袭制度或皇权制度本身,这里面很多本来可以让后人反思的规律反而被淹没掉了,很是可惜。因为,皇权制度早已作古,如果我们把如上悲剧仅仅归为政治制度问题,也就意味着这些“掌故”对于引进了“德先生”的国人便真只是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而已,别无他用。实则不然,而且肤浅。

我们显然不能以一种疾病的集中迸发病症,当作疾病的全部内涵。而皇权之争只不过是一种属于人本性的疾病最激烈、最惨烈的表现,而其内在的规律与意义,远比谁做皇帝广泛、长久得多。

也有很多人指责这些萧墙之祸均缘起于父皇年迈后为小人挑唆、蒙蔽,因而关键是诸葛亮所苦谏的“亲贤臣,远小人”。实则也不然。不错,唐之前的扶苏、刘据、杨勇之死多少都与小人(如赵高)或小人级的对手(如杨广)有关。但常人言: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小人常有,而小人能否肆虐,则要看“鸡蛋”是否坚固,而与小人无关。

况且,唐、清两代的太子悲剧也确与小人无关。特别是李承乾谋反案,牵涉在其间的不是明君就是名臣,李世民、魏征、长孙无忌、房玄龄、侯君集……谁是无耻小人?但悲剧照旧发生……况且,“远小人”问题是永远也无法界定与操作的概念,仅适合于唱高调或者栽赃叫骂……而且,这也不符合一个操劳一生的明主在晚年的人性需要。

那么,这么复杂的伦理+政治问题,有没有可以供后人借鉴、反思、操作的共性道理呢?

由远而疑,由疑而忌,由忌而恐

我们只要看看这些悲剧的形成过程,就可大体领悟到其中三味。

其实,这些悲剧的过程在本质上都是很近似的。我们会发现:凡是被废黜的太子,很少有与父皇走得很近很亲密的,而且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往往随着太子立储时间的拉长而拉长。事实上,扶苏之所以被逼自杀是因为他与父皇政见相左而被远配漠北前线,距离父皇天高地远;刘据因为“子不类父”,后来更是干脆连父皇的面都见不到了;李承乾也一样,后来李世民几乎与之没有来往,更不用说去东宫与太子谈心。

结果便是不断恶化的互相猜忌。

——父皇越来越发现这个太子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有另立中央甚至取而代之的图谋;太子则越来越感到父皇对自己越来越不满意,更换太子已是时间问题。于是,两方面都深感焦虑,甚至恐惧。更于是,双方都想自保(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因而对至亲的每一个言行甚至传说中的言行异常神经质。而自己出于自保所做出的反应,则又都“印证”并加剧了对方的恐惧。于是最后,不可收拾……

人性中,因猜忌而产生的恐惧,是破坏力最大的。

显然,化解猜忌乃至规避猜忌最有效的方式,便是沟通。而这里,拥有天下至高权力的皇帝理应负起更多的责任。

然而,我们这些英明的君主,往往可以和大臣们深入沟通、平心而对(这也是他们之所以能伟大的原因之一),却不能做到与自己的至亲,特别是与钦定要接自己班的太子频繁而坦率地沟通。

他们更多的只是不断地对外表态,用言行来证明自己并没有更换太子的意图。但是,很显然,这与面对面的直接交流相比,都是治标不治本,特别是不能永续的做法。不是吗?李世民晚年无数次表态立挺太子,最后李承乾还是在恐惧中涉嫌谋反而落难;康熙帝更是曾经废而复立企图证明自己的决心,但最后依然发现不可救药、无济于事。

这是基于责任的必答题

那么,为什么他们不能?或者说他们为什么不为?

很直接的一个主观原因是:不喜欢,所以不想搭理。扶苏因为反对秦始皇焚书坑儒而遭到父皇的厌恶乃至贬斥,刘据同样因为“子不类父”也不为杀伐气过剩的汉武帝所容忍。结局,便是父皇幡然悔悟也来不及了。

而另一个客观原因是皇子太多(这反而也是一个皇帝活力的重要体现,很讽刺)。皇子多,一方面分散精力,一方面很容易另有所爱。这里李承乾一案最典型,李世民偏爱次子李泰甚至爱到朝野皆知、李泰想不争太子都不成的地步。

但这都不是理由。

特别是在面对一个即将承载整个天下大业的太子,面对一番殊为难得的旷世伟业的延续时。

不错,谁都愿意与自己喜欢、与自己投脾气的人多接触,而疏远相反的人。这是人的本性,皇帝更是有这个权力。但是,作为领导者不可忘了,你不是普通人,因为所采取的态度与对策,都事关事业成败与延续。因而这里更多的是责任,而不是个人好恶。李世民伟大,就在于他在大臣们面前空前绝后地做到了这一点,非常不容易。但在皇子这些亦公亦私的领域,连他也没能做到更好,以至于重复皇帝特有的“晚节不保”。

作为领导者,面对你钦定的接班人,不管他是自己的儿子,还是一个出色的职业人,只要你在事实上选定他了,那么做到不厌其烦地沟通以保证彼此长久的互信,就都是你责无旁贷的责任!否则,你或者不接班人,或者你不做领导者。

伟大的领导者,就是要必须强迫做到被领导者不能做或不必做的事。也就是说,越是高层面的领导,越需要更大程度地去克服、战胜人的本性,能为常人所不能为。人之常情,是伟大的领导者必须对外洞察体恤,而时刻对内警惕自省的东西。因为,这是你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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