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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揭发办公室丑闻的人,很可能是公司的财富
作者:  发布日期:2018-12-05  点击数:
英文里有一个词叫“吹哨者”(Whistleblower),维基百科给出的定义是,“揭露一个组织(无论是私有的还是公共的)内部非法的、不诚实的或者不正当的行为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相当于小时候我们身边那些打小报告的人,当然此类报告可大可小,选择公开的渠道可以对内或对外。 关于这类事例不胜枚举。瑞银(UBS)一位前银行家布拉德利·博肯菲尔德曾揭发该公司协助美国公民利用瑞士银行账户逃税的不法行为,被美国国税局奖励1.04亿美元。今年早些时候,剑桥数据分析公司前职员威利向媒体透露公司运作模式,这件事成了Facebook一连串用户数据泄露事件中,被推倒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更多的告密行为则通过公司内部提供的举报渠道完成,内容涵盖广泛,可以从偷偷摸摸的吸烟行为到危害度更大的欺诈或腐败问题。 对于办公室里的“吹哨者”,人们通常有多种解读。他们有时被视作正义的化身,尤其是面临组织和个人之间不对等的权力结构时,这些人即便冒着身份暴露的危险,仍旧选择通过告密完成对抗。但在某种情况下,他们也被视作组织的叛徒。其中一些举报者则动机不纯,甚至心怀怨气,试图寻求公器的大棒介入私人恩怨。 撇开以上各种动机,我们需要问的是,“吹哨者”的存在究竟孰好孰坏?换言之,我们的办公室是否需要“吹哨者”?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或许要剥离个人爱憎,以及“告密”这两个字所携带的刻板印象。而一项最新研究的结果则试图告诉人们,这样的行为有一种与经济收益相关的良好品质。 是的,我们需要“吹哨者” 这份报告指出,短期内,公司或个人丑闻的揭露可能会让公司股东和债权持有人付出高昂代价。但从长远来看,热衷于揭发不当行为的员工能帮助企业提高盈利水平。这在内部举报层面尤为凸显,与那些举报平台不发达的公司相比,为员工提供披露不道德行为渠道的公司,其资产回报率更高。 来自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凯尔·韦尔奇和犹他大学的斯蒂芬·斯塔本正是这份报告的两名研究者。他们分析了NAVEX Global逾10年的记录,后者收集了8500家公司的监控举报和事故报告,涵盖类别包括财务问题、性骚扰和工作场所安全等等。 由此看来,我们很有必要区分告密行为的主观动机与客观结果。毕竟,告密者在监察公司财务和企业文化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甚至帮助企业实现盈利目标。过去我们常常倾向于认为,发现重大不当行为是属于审计机构和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责。有研究者专门就此事进行论证,在翻阅200多起公司欺诈案件后,他们发现,许多案件事实上是由公司内部的员工发现的。 这样的发现完全合乎情理。尽管监管和审计机构负有相应职责,但他们毕竟是不知实情的局外人。而员工是真正干活的,他们通过躬身践行和那些散播在办公室里的流言蜚语得知真相,而后少数人决定站出来,通过举报来填补监管真空。 告密一直是推动文化变革和揭露腐败的关键。就在最近,对谷歌的性丑闻检举正在迫使这个科技巨头解决文化和管理问题。《纽约时报》最先披露了从谷歌内部员工那里获取的消息。这成了其后遍及全球的谷歌员工ba工的开端,并最终导向一场自上而下的性骚扰改革。 与此同时,员工越多地揭发公司不良行为,公司就越可能避免诉讼案件,后者可能会使公司面临巨额的和解金和法律费用支出。研究者发现,内部检举使得针对公司的诉讼平均减少了6.9%。比起内部举报渠道闭塞的公司,那些积极鼓励员工披露问题的公司在法律成本上节省了20.4%。 “你收到的(举报)报告越多,公司对这些举报内容的监控就越准确,未来面临的重大诉讼就越少。”韦尔奇这样解释道。 韦尔奇还打了个比方,没有举报文化的公司就像蟑螂窝一样,问题在暗地发酵,解决遥遥无期。待到这些问题得见天日,它们的破坏力将超乎想象,通常还会伴随一场高层的动荡。 但“吹哨”行为通常格外脆弱 已经有许多公司意识到“吹哨者”给公司带来的潜在益处,问题在于,举报向来是项高风险活动。 首先是身份暴露问题,这可能引发一连串让个体无法承受的后果。其次是揭发行为的社会性认定,它时常被解读成对所在群体的背弃,或是对他人暗中使绊。如果难以为举报行为找到充分的正义性解释,“吹哨者”将要承受的是孤独、幻灭和被误解等一系列负面情感。 当某种不当行为摆在眼前时,人们都会衡量举报是否值得,而后大部分人会说出那句:何必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有鉴于这种情况,眼下不少企业开始对员工进行举报教育,建立一种举报不当行为应当被鼓励的文化。近日刚刚完成董事长变更的贵州茅台酒销售公司,在一封措辞恳切的公开信中,向举报者伸出了橄榄枝,宣称要“严查茅台酒营销队伍中存在的吃拿卡要、作风霸道、态度蛮横、服务效率低下等突出问题。” 搜狐公司将举报抽烟行为的二维码张贴在洗手间、办公室死角和会议室各处,决意将那些制造二次污染的人们赶到户外吸烟。报告还指出,如果员工举报的情况可能预示着更严重的问题,一些企业表示愿意给他们发放奖金。 值得一提的是,从好莱坞席卷至世界各地的#metoo运动也在助长举报意识的形成。一系列轰动一时的性丑闻事件让人们认识到,直言不讳是必要的。去年年底,一封由223名女性雇员联名的公开信正是这一标签底下的产物,她们在信中呼吁国家安全机构“采取一整套措施,”其中就包括建立多个有效的公司内部性侵举报渠道。 “现在有一种明显的趋势,非匿名的举报开始变多了,” NAVEX首席执行长鲍勃•康林表示,“员工们更愿意实名揭露不当行为,不再那么担心遭到报复。” 而当企业更多的进行举报鼓励时,这构成了良性循环。报告提到,大多数员工实际上更希望对公司忠诚,可以在没有外部机构介入的情况下解决问题。这就使得公司内部举报渠道尤为关键。 反过来说,如果管理层忽视、取消或者错误处理了检举时,这些办公室“捉虫者”的积极性可能会被严重打击。毕竟我们都清楚,举报的产生机制就在于,个体员工无法与一个问题或一个人进行正面抗衡,他们需要借助组织的力量。如果在这一点上感受到被忽视,他们可能会在瞬间觉得自己“很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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